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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宕潇洒炪新致组图

发布时间:2019-06-15 01:03:00 编辑:笔名

奇宕潇洒出新致(组图)

十九世纪的晚清书坛上,阮元的《北碑南帖论》、包世臣的《艺舟双楫》及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都力推碑学,所谓“尊碑卑唐”,使碑学盛极一时。今天,碑帖之争早已不在,唐楷的庄严大度、魏碑的天真朴质,形成楷法中的“二美”,都是我们学习、汲取的对象。书法家李啸尝试将“二美”兼收并蓄,创造了一种新的属于他的审美范式。

李啸的楷书以唐代褚遂良为基本架构,引入魏碑的方笔,并在结构上加以适当的夸张与变化,便在意态上生出了灵动之趣。楷书所能允许的夸张与变形是有限的,楷书本有“法式”、“楷模”之意,过之,则不成其为楷。李啸对于楷法的变化是有趣的,既在楷书的规范之内,又稍稍触及了它的边缘;既保留了褚书的隽与逸,又纳入碑体的朴和拙。他是成功的,他造就了一种楷书的新格调。他因瞬间的感动,为北川中学孩子们书写的《青花瓷》册页,便是这种楷书新格调的代表。庄严中含着天真和率意,他的为善既发自本性又出于感动的情与趣,溶化在字里行间。

书法史上,善于将不同书体融合并取得成功者不乏其人。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中的金农,以楷笔作隶,朴质有趣;郑燮的“六分半书”将隶入于行楷。稍晚的何绍基,用汉碑之笔为行楷,体势流动而笔意醇厚。现代的吕凤子,以篆笔为草,创造了他的“凤体”;胡小石则取北碑之笔作草,遒劲过人。这些变化和创造,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审美内涵。

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创造,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即对于“正统”的变化、改造和偏离。明清以来的书坛尤其如此。明初书法承袭赵孟頫,是为正统,而陈道复、徐渭则别开蹊径,充分张扬个性,率意纵笔,狂放不羁。清初书坛十分推崇董其昌,学董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董书隽秀的形体,而将其精神内涵忽视了,导致康乾时期“馆阁体”的形成。清代晚期碑学骤兴,“狂飙突进”,既是对“馆阁体”的摒弃,又是对所谓书法“正统”的发难。透过历代书法变革的历史与社会原因,我们还不难看到书家在书法变革中的个体原因,那就是中国书法至魏晋、唐宋,无论是书体还是技法都达到了完备和极至,后世书家若要“出人头地”,就必须有所创造,以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清代书坛求变求新之风盛行,大多反映了书家的这种心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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